香港与内地 象牙塔VS试炼厂(5)

E、文化：象牙塔VS试炼厂

大学男生趿着拖鞋、拎着破包往图书馆神游而去，大学女生在清晨的湖边默默朗读的情景，直到今天，还依然是中国内地高校的代表性风景。无论商业浪潮怎样席卷象牙塔，象牙塔始终是象牙塔；无论毕业就失业的命题多么严峻，内地的大学生，仍然愿意带着理想主义的自尊和高傲，和社会保持矜持的距离，尽管所剩不多。

香港的大学则不然。在香港的校园里，随处可以看见西装革履、鞋跟尖尖的白领男女们，他们不是师兄师姐，他们很可能只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为了一次“上庄”、一个presentation、或者一个High-table Dinner，把自己装点得和社会零距离——抱歉使用了这么多洋文，在香港的大学文化里，这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住Hall几啊？我在Hall六”、“我在读French的Course”、“这是我们的friend”、“今天我们Lab的人集体出去relax”、“你book了房间没”。

相比内地大学高尚封闭的象牙塔形象，香港的大学，一切都是为你走进社会作准备，这里的校园文化，更像是务实开放的试炼厂。

在香港，校园和社会的界限非常模糊。这首先表现在地理上。沿袭了英美传统的香港校园，通常都没有围墙。例如香港大学，走在薄扶林山道上，你基本上很难辨清，依山而建的房子，哪些是居民楼，哪些是港大的校舍。而在心理概念上，由于大学里没有班级的概念，大家为选了同一门课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课毕猢狲散；宿舍也不是安排的，而是自己根据价钱、条件申请，就像住宾馆一样，尽管舍堂(宿舍楼)会有各种活动，但半年一租的房子会让你不断变换室友。没有哪种牢固的集体关系会持续三年(香港现有学制是本科三年，不过即将改为四年学制)。

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社团。

不比从属于各种党团委的残疾社团，香港的大学社团、俱乐部绝大部分从属于学生会，而学生会，则是直接在香港特区政府注册的社团组织，财政、管理、运营均独立于学校，并且可以对学校管理层形成制衡。

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这个学生会自从1945年开始，就是一个只对香港政府负责的独立社团。他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100元港币会费，以及日常的经营投资。学生会有2000万资产用于投资，每年投资回报大约有200万。他们有自己的大楼，并用这些资金开设自己的复印中心、合作社、雇佣8个全职员工，交付独立的电费，以及支持下属104个社团。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惊心动魄？这些大学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的社团。因为工作繁忙，一个学生会主席和两个副主席，都可以申请休学一年，专门料理学生会事务，并拿一定的工资。

如果你知道，2000年香港大学的校长曾因为学生会的抗议和弹劾下台；如果你知道，研究生每年多了十几天的假期、校园里的便宜巴士、新的咖啡馆可以因为学生会的提议增加，而一个让人讨厌的舍监(相当于宿舍主管)、学中医学生的英文考试可以在学生会的要求中消失——你可能会明白，自由民主的香港，在大学试炼厂里，就已经诞生了。

来自南京大学、现在港大就读计算机博士的陆恒是香港大学研究生会的主席。他领导的这个社团与学生会拥有一样的权力，就是在学校的决策委员会里，占有一个至两个席位，对各类决策拥有支持权和否决权。作为来自内地的学生，陆恒说能深入参与香港的大学社团是一件幸事：“你会很快了解这个社会的体系、规则”，他最喜欢的，则是这里社团的“独立性”。

试炼厂文化的另一典型特点，就是社团的“上庄”。“庄”的概念，有点类似于政治上所说的“内阁”，“上庄”即是“内阁竞选”。香港的大学社团选举都采用这种方法，由一个领导组阁，以内阁整体参与竞选，每次换届，就是从会长到各部长的全部阁员大换血。前文所提到的白领男女们，就是当学生变身阁员、外出拉票的典型装扮。如果你能在九月十月来到香港的大学校园，可能经常会遇见课室门口、餐厅门口、教学楼门口乱蹦乱跳冲你说“Morning!”“A Happy Day!”的一群职业装男女，这就是“庄”在拉票了。课间，你甚至可以看见一些“庄”别出心裁地在教学楼道里大跳“小新舞”，或者上演超短话剧，穿正式的衣服化奇怪的妆，吸引你的注意和选票。

竞选的真意可能在孩子的搞怪里给掩埋了，但搞怪也需要管理能力，吸引眼球也是为了依赖民主，这样一想，香港的大学试炼厂，还真让人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