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另类的“全球化”狂欢(2)

落难墨西哥机场

哈瓦那街头的小贩也抽雪茄

摄制组结束在巴西的拍摄，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的班机经墨西哥城转机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在圣保罗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墨西哥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走了摄制组所有成员的机票和护照，每个人的证件被分别装入塑料袋，交给了机组成员。原因无他，只因为摄制组持的是中国护照。摄制组被告知：只有登上去哈瓦那的飞机之后，才能取回护照和机票。

飞行9个小时之后，到达墨西哥机场，立刻有机场管理人员将摄制组与其他旅客隔开，带到候机楼一角坐下。半个小时之后，两个墨西哥女人一前一后押着摄制组穿过长长的走廊，途中不允许队形分散，直到进入一个休息室。

休息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只有一扇小门，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除了几把椅子再无其他。门口有两个保安把守，不得擅自离开，即使是上卫生间也要经过看守同意。看守会一直押送到卫生间门口，等方便后，再押回休息室。去餐厅买食品也一样有人押送。

很快有了第一个要求上卫生间的，一去就是大半天，看守只得在卫生间门外站着。上卫生间就像走马灯一样，一刻不停，看守只得一次又一次陪同前往。看守终于看出端倪，用西班牙语要求上卫生间的一起去。但是，摄制组还是我行我素，一轮方罢，第二轮又开始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嘴里嚷嚷着西班牙语。在摄制组的一再要求下，他用英语要求我们换到另外一个房间等候转机，说话语气颇为轻慢。作曲家文莉愤怒地说：“say　please！”(说请！)看守愣了几秒钟，说了声“please”。

另外的隔离室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十几张旧沙发。几十个等待转机的乘客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难兄难弟，金发碧眼的白人也因为来自拉美穷国不能幸免。

在“难民”中还有中国同胞，一对在哥斯达黎加的华人夫妇已经在机场滞留了2天。墨西哥航空的解释是飞机已经满员。这对华人夫妇不能理解，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机票，为什么唯有他们成了“额外旅客”？他们不得不和5岁的孩子分开，年幼的孩子在其他乘客照料下，只身经荷兰转机前往香港。

换到大的隔离室，保安换了班，上卫生间的权利也被取消。保安们毫无商量和通融的余地，而摄制组按捺已久的情绪已经到了极点，“We　are　Tourists！　We　are　not　animals！”(我们是旅游者！我们不是动物！)凤凰卫视的邓康延此前一直主张忍耐，此时也大声吼叫起来。

争执很快演变为激烈的肢体冲突。扭打中，有人端起照相机和摄像机，有人掏出记者证，有人用手机拨打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电话，却被告知大使馆“不在服务区”。眼见摄制组开机拍摄，保安蜂拥而上，抢夺器材，一时间现场大乱。在争抢中，摄像机随机话筒划破了女保安的手臂。一见流血，保安们更有文章可作，他们统一退守到门外，并且召来了六个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

为首的警官留着小胡子、梳着锃亮的大包头，一脸威严。当警官了解到，是因为不允许乘客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很快命令看守允许乘客去洗手间，并且调整了看守人员排班。他说明了有关的管理规定，并希望我们理解。同时也向摄制组重申：如果再拍摄，再有类似的冲突，你们将被拘留。

风波平息之后，顶班的保安是一个和善的大叔，彼此相安。五个小时后，在前往哈瓦那航班的登机口，摄制组取回了各自的护照和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