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一年不如一年《大明劫》不在乎票房(2)

“中医有大医，西医难有大医但也难出庸医。”由中医入手深入中国历史，谢晓东说：“我们曾有全人类最完整的历史，但现在的历史片经常无所谓地胡编乱造，好像从一个开化民族变成了不知历史为何物的原始民族。”谢晓东回国，钱挣得差不多了开始当制片人，初衷就是说想说的话。

“《大明劫》是历史片，但是现实主义手法。”谢晓东说。为了还原明代生活，剧组不仅研究了当时的服装、火器、礼仪，甚至连医生走街时用手指摇晃发声招徕患者的“虎撑”都考究了。

谢晓东觉得明朝是一个绚烂繁华的时代——GDP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环境宽松，国力远超其他国家。军队建制300万，火器兵据说占到一半左右，且种类繁多，诸如火铳、鸟铳、佛郎机铳、掣电铳、迅雷铳、佛郎机炮、红夷大炮……“戚继光部队每十人配一门火炮，他镇守蓟州不久，北方游牧民族连犯边的心思都没了。”

假如瘟疫重来

谢晓东试图用《大明劫》的两位主角说明一个结论：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关于吴又可，史料上只有寥寥数句，说他是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国内寂寞，吴又可在国外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比西方早两百多年提出传染病因学说。1990年代日本曾组团考察过吴又可行医遗迹。

“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谢晓东说，明朝军队是屯兵制，二百多年无大战，慢慢地军田被“官二代”、“富二代”占了，农民成了打工者。遇到歉收，财主还能养活农民。好运气结束，大荒伴大疫，大疫促大荒，财主也只能自保，于是流民四起，一发不可收拾。

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吴又可的家乡也没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

苏州人吴又可到陕西加入孙传庭的队伍，这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治疗瘟疫要找病源，病源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就是李自成起兵处。我们假设吴又可曾追溯病源，游医至此，在军中积累应对瘟疫的经验，写出《瘟疫论》这样的巨著。”

《大明劫》中的吴又可桀骜不驯，又文人气十足。《瘟疫论》行文犀利尖刻，他公开攻击同行，说病人往往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庸医。“从文字能推断他的才情、压抑和孤独。没人认可你，关键是同行不认可你，遂满腔孤愤，著书传世，不求认同。”谢晓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