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焰火》国外获奖 王小帅电影走市场路线(3)

《文周》：是分级制度吗？

王小帅：至少是从市场的构建上，把电影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不同看待，把更政策性、概念性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电影不光是纯商品的，还需要考虑它的文化特性，当然从根源上说，分级一定是为了让电影的创作更加丰富的，在一个可见标准下发挥，会有更多有意思的电影，但是同时这个源头如果开开，下游，市场环境也得有容纳不同电影的空间，才能从上到下都健康。

时代：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听到了远处刑场的枪声，但是随后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11》

成长的背景不可能被选择和重来，但小帅发现至少还有电影可以让他一次次回到似是故乡又已面目全改的贵州，释放记忆中根植的表达诉求，也一次次把自己扔在时空之外，看时代和历史如何在变迁中给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打上烙印。

《文周》：您能够成为一个冷静旁观者的角色，是受成长和时代的影响吗？

王小帅：我是一个一旦人云亦云我就要质疑的一个人，可能从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在文革那个大的背景下，闹运动的时候还能独立思考的一个人，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当人们被一种疯狂驱动，都是一种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相反这是一种威胁。比如在 90 年代，凡是出一部片子是娱乐性质的，就会被批评，当时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不对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在探索艺术，那么我可能就会去做市场，所以我们拍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市场化的，拍出来直接要发行，要去做市场。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一个大众流行趋势的环境下，希望自己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文周》：关于电影，您那一代生的人有着怎样的集体记忆？这些电影记忆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小帅：就是娱乐，那种电影记忆就是玩，我们没有别的嘛，所以说是追逐，是崇拜吧，我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把电影里编造的故事在生活中去演绎。像《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在小时候对这样的电影是极端感兴趣的，我们统称为打仗的电影，正邪特别清晰，在我们那个智力上特别容易接受。回过头看，像这样的电影，过去就过去了，等到你慢慢从孩童时期初级的、纯粹的观众角度看打仗、看热闹这么一种心态里走出来后，就进入一种相对职业的状态了。

《文周》：有一种说法，说您对生活的思考反映到电影中是很知识分子化的，您认可吗？

王小帅：我最近也看到这个说法，因为我自己无法评判自己，我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我的位置也很复杂，因为家庭背景是工人，而我父亲搞戏剧，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但是我不是真正从农村或小县城走出来的。我又上了学，又从科班出来，那我所呈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不是很清晰，但是有一点，我可能是介于那种完全的底层，和所谓的完全时尚的上流之间。

《文周》：这种成长背景对您的影响还一直在持续？

王小帅：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现在人格的形成，都是和过去相关联的。有的人把小时候全忘了，那么他可能潜意识里选择了屏蔽，对我，我觉得它依然还在，时不时就会蹦出来。

《文周》：大环境之外，一些小细节您也有意识在清晰地还原，比如《青红》里一家人吃西南特色鱼腥草那个情节？

王小帅：其实那么多年，一定有些细节是已经遗忘的，但总会有几个是在那儿，可能是后来的生活不停提到，所以它慢慢被筛选出来。因为记忆有时候会很强，也会很糊涂，该忘的忘，这个片段的截取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是很深的学问，什么东西让你印象很深刻，什么东西别人认为对你很深刻，但是你却忘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是记得很多细节，痛苦也就在这儿，因为中国迅速变化，当细节只是停留在记忆里，无法去复原它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细节的清晰只是自己能享受，但是在电影中去呈现，我觉得特别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呈现也是下意识的，它就在那儿，不是特别刻意的，能做就做出来，不能做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