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联播》主播 对重病妻子不离不弃(2)

刚进入这个班级，我就崩溃了。老师讲出的所有内容，他们都已经了然于胸，老师还没写完一个题目，他们都已经可以写出答案了，我感觉跌落到冰窟之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找不到我的自信了。那时，我最想看的一本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时的心境和塞林格描写的那个美国中学生一样，也希望逃离现实。

第一次初中考试，我的成绩由原来的第一名跌落到几十名开外。我告诉我爸，想复读。我是被自己击垮，不是被我的这些复读的同学击垮，但这是我第一次摔倒。

经过努力，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1989年，考进南京中医学院，学针灸专业。那个时候的大学很难考，全国大学生只有50万，能有幸进入大学读一个医学专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我没想到，第二次挑战又摆在了我的面前。

针灸是一个很神奇的专业，通过小小的银针，就可以救人于病痛之中，我觉得自己特别崇高。

大二时，我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一任就是两年。那时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社会，也让我养成了年少轻狂。大三时，学校会送一些优秀的学生到南京师范大学攻读思想政治专业，学习两年可以回学校做辅导员。需要大家主动报名，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径，但是我没有，他们非常诧异，做教师也是非常崇高的职业呀。但是我总想实现当时的理想：好好学习针灸，将来做一名医生。

事与愿违，1993年我到中医院实习的时候，就感到了就业压力。那时我非常苦闷，一些同学去做医药行业的销售代表，我也不愿意。怎么办？这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成为我的枕边书，它带给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让我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不倒下。

第二次

摔倒——转行不易

挑战——自我成长

1994年春节后的一天，一则招生启事让我看到了一扇新的大门：北京广播学院招收播音主持方向第二学位学生。我好像突然抓到了一根稻草，我应该到北京来，考北京广播学院。

考广院，我是为着一份名和一份利，但实际上我什么底气都没有。幸运的是，考试进行到一半，考官就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他说我们希望招的第二学位的学生，一定要有第一学业的专业背景。他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1994年6月，我等到了那张等待已久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大学的转行并不容易，这是我面临的人生又一次挑战。我家首先不愿意。爸爸说：已经供你上完了大学，你如果选择做医生，可以不再成为家庭的负担，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妈妈说，既然他有自己的选择，就让他去吧，就像当初复读一样，告诉他只有这一次机会，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994年我来北京时，父亲给了我3900元钱，告诉我这是家里最后一次给钱。3900元，交了2000元学费，1000元住宿费，剩下900元。怎么活？打工。我拿着我的录音带毛遂自荐，有幸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交通台接纳，一时之间我突然成为班里的土豪。

最大的一个馅饼是1995年3月掉下来的。中央电视台要开办午间新闻30分节目，我是最后进入考场的人，得到了那块像中奖一样的馅饼。

1995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那一天，我坐上了直播台，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和大家见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专业人士说，一个没学过播音的人，怎么能够播新闻？我的压力特别大，之后的近半年时间，我在不停地否定和肯定自己中徘徊。我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我当时的领导，给了我很多鼓励，他希望我走一条新型主播的成长之路。每天早晨8点钟，要和编辑们一块梳理稿件，从事编辑工作；12点作为一个主播，在演播室里处理好半小时的直播；节目之后，总结全天节目的表现；下午两点，跟随记者组同行们去了解社会。

西方媒体有一个概念：媒体工作者是社会的瞭望者。但是我想说：东方媒体人既是社会的瞭望者，也应该是大地的丈量者。所以在1995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和我的记者同行，一起去做社会丈量的工作。